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，是一个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进程，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，也折射出了中国哲学思想、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演变。

在先秦时期，史学批评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，但已经有了初步的萌芽。这一时期，历史记载多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现，如《春秋》等，而在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编年史的注解中，可以看到对历史事件、人物评价的初步批评。孔子在编订《春秋》时，就采用了“微言大义”的笔法，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简洁记录，传达出对当时政治、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反思。

到了汉代，随着《史记》的编纂，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纪元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不仅记录了历史事实，而且对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，提出了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史学原则，这标志着史学批评的初步成熟。汉代的史学批评还体现在对《春秋》的注解上，如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谷梁传》等，通过对《春秋》的解读，表达了对历史的看法和批评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史学批评进一步发展，出现了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和钟嵘的《诗品》等文学批评著作，虽然这些著作主要讨论的是文学问题，但它们对史学批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如范晔、陈寿等，也在他们的史书中展现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刻理解和批评。

唐宋时期，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，史学批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这一时期，史学批评不仅关注史实的准确性，还注重史书的文学价值和哲学意义。欧阳修的《新唐书》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，都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杰出代表。同时，批评家如刘知几的《史通》，系统地讨论了史学的体例、方法和原则，对后世的史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明清时期，随着考据学的发展，史学批评更加注重史料的考证和史实的准确性。顾炎武、钱大昕等学者，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考证，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观点。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，更加强调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，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总的来说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，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。从先秦时期的萌芽，到汉代的初步成熟，再到唐宋时期的全面发展，直至明清时期的实证主义转向，史学批评不仅推动了史学自身的发展，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智慧和文化财富。